百年乐脉，薪火相传，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艺术坚守与创新，百年乐脉薪火相传，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艺术坚守与创新

百年乐脉赓续，薪火相传不息，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以百年积淀为基，坚守音乐艺术本真，深耕民族音乐根脉，在学术传承中筑牢根基；同时勇立时代潮头，融汇现代创作技法与多元文化视野，推动音乐创新表达，从经典作品到时代新声，从人才培养到艺术实践，始终秉持“守正创新”精神，既守护中国音乐文化的魂脉，又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，谱写了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的音乐传承创新史。

作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摇篮,上海音乐学院（以下简称“上音”）自1927年创办以来，始终以“培养音乐人才、传承文化精神、推动艺术创新”为己任，而其中的作曲系，更是这所百年学府的“灵魂引擎”——它不仅是中国专业音乐作曲教育的发源地，更以百年积淀的学术底蕴、开放包容的艺术视野和代代相传的育人精神，书写了中国现代音乐发展史的华彩篇章，从黄自、萧友梅先生的拓荒奠基，到丁善德、陈钢、杨立青等前辈大师的薪火相传，再到新一代作曲家的锐意突破，上音作曲系始终站在中国音乐创作的潮头，用音符编织时代的声音，用旋律镌刻民族的记忆。

历史回响：从“拓荒”到“奠基”的初心之路

上音作曲系的历史,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成长轨迹紧密交织，1927年，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奠基人萧友梅先生创办国立音乐院（上音前身），设作曲理论组，开启了中国专业作曲教育的先河，彼时，师资匮乏、教材稀缺，萧友梅先生以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理念，亲自讲授和声、对位等课程，并创作《卿云歌》等作品，将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文化精神相结合，为作曲教育埋下“中西融合”的种子。

1930年代,黄自先生接掌作曲理论组，以“精深作曲技术，培育民族情怀”为宗旨，培养了贺绿汀、陈田鹤、刘雪庵等中国第一代专业作曲家，黄自先生的《长恨歌》《玫瑰三愿》等作品，既运用西方大型声乐套曲形式，又融入中国传统音乐韵味，成为中国近代声乐创作的典范，抗日战争期间，作曲师生们以音乐为武器，创作了大量抗日救亡歌曲，如贺绿汀的《游击队歌》，用激昂的旋律唤醒民族意识，彰显了作曲系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担当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上音作曲系在丁善德先生的带领下进入发展新阶段，1950年代，系内开设作曲、指挥、音乐学等专业方向，建立起完整的作曲技术理论课程体系（和声、复调、曲式、配器“四大件”），并推动民族音乐创作——丁善德先生的《长征交响曲》、桑桐的《内蒙古民歌主题小曲七首》等作品，将西方交响乐形式与中国民族音乐元素深度融合，成为中国交响乐创作的里程碑，这一时期，作曲系不仅培养了施咏康、朱工艾等作曲家，更奠定了“传统为根、技术为基、创新为魂”的办学传统。

教学体系：在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中锻造创作力

走进上音作曲系,走廊里挂着的乐谱手稿、教室里传来的钢琴声、讨论室里激烈的学术争鸣，无不彰显着“创作育人”的浓厚氛围，经过百年探索，作曲系已构建起“传统技法—现代思维—跨界实践”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，既坚守音乐创作的“本源”，又拥抱时代发展的“变局”。

传统技法是根基，作曲系始终将“四大件”作曲技术理论作为核心课程，强调“技术为表达服务”，学生在低年级需系统掌握和声学、对位法、曲式分析与配器法，通过大量习作训练，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音乐语言，在和声课上，学生不仅要学习西方古典和声体系，更要研究中国五声性和声的构成逻辑；在配器课上，从管弦乐法到民族管弦乐配器，从传统乐器音色到电子音色设计，课程覆盖古今中外的乐器特性，为创作提供丰富的“声音素材库”。

现代思维是翅膀，面对20世纪以来世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，作曲系开设了“20世纪作曲技法”“序列音乐”“具体音乐”“电子音乐作曲”等前沿课程，鼓励学生探索新的音乐语言，作曲系电子音乐工作室成立于1980年代，是中国最早开展电子音乐教学的机构之一，配备有顶级数字音频工作站、合成器等设备，学生可在这里学习算法作曲、声音设计、交互音乐等新技术，创作出融合科技与艺术的先锋作品，作曲系教授陈强斌的电子音乐《水墨音画》，通过数字化技术模拟中国传统水墨画的“留白”意境，实现了视觉与听觉的跨界融合。

跨界实践是桥梁，作曲系打破“象牙塔”边界，推动“创作—表演—传播”一体化，与上音交响乐团、民族管弦乐团、声乐歌剧系等合作，为学生提供作品首演机会——每年举办的“作曲系新作品音乐会”，从策划、排练到演出均由学生主导，让创作直面观众；鼓励学生参与影视、游戏、新媒体等领域的音乐创作，与上海国际电影节、游戏企业等建立合作，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复合型作曲人才，近年来，作曲系学生为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流浪地球》等影视作品创作的配乐，既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，又体现了对大众审美需求的敏锐把握。